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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严冰:创造未来当从敬畏历史开始

发表时间:2019-11-08 22:11
    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严冰认为,梳理广播电视大学40年办学历程,既有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不少失败教训,应该特别聚焦规律性的东西,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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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严冰


      在国家开放大学办学4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严冰。作为电大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研究者,他强调,创造未来当从敬畏历史开始;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以来就是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将为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强大的动能。


始终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无力感


记者:今年是国家开放大学办学40周年。作为国家开放大学原副校长,回首以往,您有怎样的感触?


严冰:我是1982年年初到中央电大工作的,直到2015年年底退休,在这所学校呆了34年没动窝。回顾自己这34年的职业生涯,退休以后虽然偶尔也会“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两句诗,但更多的时候是用李白的两句诗轻轻带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有些不想多说的意思⋯⋯可以坦率地讲,我和许多同事一样自然也有些成就感,但个人感受更深的可能是挫折感,甚至挫败感,还有始终挥之不去的、时浓时淡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以及难以尽言的各种遗憾。个人的成败得失还是不说为好,他人的评价就更没有必要在意了。


我这几年有时会感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宿命。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可能是后来者和局外人很难想见的。25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文章。其中提到,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以传统的封闭式大学为参照系,甚至“特别”到根本就不像学校。许多陆续投身这个领域的同仁,为了广播电视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也因此多了些“特别”的艰辛与磨砺,甚至是磨难,以及有着“特别”滋味的酸甜苦辣,对他们所投身的事业有种“特别”的情愫——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所谓“电大情结”。奇怪的是,“电大情结”近年来和“电大”一样,在某些开放大学语境中貌似成了贬义词。而我更不能不关注的是,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互作用,关于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的“历史记忆”,似乎有被淡化甚至湮没的可能。


反思应聚焦四个方面

   

记者:在《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卷首及其他场合,您曾多次强调“反思”,这是为什么?


严冰:作为广播电视大学几十年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而且自以为也勉强是个研究者,我很多年前就意识到,对于研究者来说,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是个有待发掘的宝库——以在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为主线,研究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我后来又曾多次谈到,从新的视角和新的层面“温故知新”,不仅是为了正确认识历史,包括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广播电视大学实现“内涵发展”的现实诉求,且对于整个开放远程教育的发展,乃至推进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可能都会提供很有价值的经验或启示。


记者:那么,对电大40年的反思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严冰:反思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我没有什么系统和深入的思考,但这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所以不妨说说我的一些七零八碎的想法。


首先是对开放大学的发展规律,包括内部发展规律和外部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梳理广播电视大学40年办学历程,既有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不少失败教训,应该特别聚焦其中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如开放大学建设的两个基本命题,即开放办学和教学现代化,多年来虽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我们对规律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有个相关问题是开放大学是否同样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记得在2010中国远程教育大会上,曾兼任中央电大校长的张尧学院士发表了演讲。他在谈到“我们的网络教育缺什么”时,首先指出“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或者教育家几乎没有”,“谁是网络教育的教育家?”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却是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这可能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存在的问题比其他高校恐怕更为严重。


其次是所谓“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歧视”导致的多重制约。大家知道,“两条腿走路”长期以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但“正规”和“非正规”这两条腿的境遇实在大相径庭。影响广播电视大学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始终存在的被普通高校“同化”问题,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广播电视大学“异化”的压力,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首先都和难以摆脱的各种制约非正规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歧视”有关,广播电视大学很多时候是“戴着镣铐跳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要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所谓“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歧视”有望逐步消除,但这个过程不太可能一帆风顺,当然也不能指望“同化”“异化”之类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是“先上马后备鞍”的指导思想及其持续效应。“先上马后备鞍”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毋庸讳言,“先上马后备鞍”的确给广播电视大学造成了不少持续至今的困扰,所以我早些年就曾戏言,眼瞅着“马”都快跑死了,“鞍子”还没备妥。其中最重要的,从内部讲,是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办学实体的基本建设;从外部讲,可能是国家为广播电视大学提供的制度保障。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实体的基本建设,由于“先上马后备鞍”及种种较深层次原因,当前的差距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补的。比如,“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现在碰到的许多瓶颈问题难以取得突破,制度供给未能及时跟进或者提供空间恐怕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关系。这四者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四个变量的不断调整甚至被认为是条主线,对广播电视大学40年来的发展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中涉及许多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突出问题,比如系统办学和体系重构、技术进步和教育创新,还有国际经验和本土特色的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系,以及很多人感兴趣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可能都有深刻反思的必要,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判断和新的选择。


电大发展主线是探索中国开放大学之路

     


记者: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很多人对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的关系感到困惑。您是如何看待的?


严冰:这让我想起一件事。今年9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数字转型时代开放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有位美国学者在题为《数字时代各国开放教育系统》的主题发言中,谈到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国家兴起创办开放大学的热潮,只字未提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出席研讨会的中国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说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中国的开放大学,1979年就开始招生了,为什么不提它呢?这位美国学者说他知道中国的远程教育,甚至了解在中央电大之前,北京市就已经开始利用广播电视开展远程教育了。但他此前采访中国某地方开放大学校长,该校长告诉他中国的开放大学始于2012年,而且特别强调这是官方的说法。如果说的只是学校名称,这位校长可能是对的。但按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开放大学——他们的校名用的还是日本放送大学,日语中的放送就是广播电视的意思吧?包括英国开放大学好像也不是一开始就叫开放大学。我突然意识到,如此轻易地将中国从世界开放大学2012年前的发展进程中抹去,恐怕不是件小事。


事实上,自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于2010年7月发布,同年10月“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推出以来,“办好开放大学”成为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广播电视大学和开放大学的关系就是个令人倍感纠结的问题,似乎也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再进一步有意无意地贬损广播电视大学及其40年来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的实践,自然难免引起人们的忧虑,还有难以言表的惶惑。


记者:您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严冰: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问题,我有几个基本看法:


第一,创办广播电视大学,是在中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决策,初衷就是要办中国的开放大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启了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研究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过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若再进一步研究广播电视大学的建设方案和创办初期的探索,应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二,梳理广播电视大学发展历程的主线,可以概括地说,就是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的发展道路。开放大学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大学及其开创性探索,显示了它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空间。同时广播电视大学早就确定其发展目标,就是建设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这样的发展目标最早见诸正式文件是1995年,后来许多文件反复重申,一系列改革试点及课题研究也是围绕这个发展目标启动和推进的。


第三,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以来就是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在国际上早就被普遍承认是中国的开放大学,而且以其超大办学规模被列为世界巨型开放大学之首。这涉及开放大学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开放大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且开放大学建设本来就是个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四,开放大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登陆中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没有真正准备好接纳开放大学这样的新型大学。中国的特有体制造就了广播电视大学,但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必然和现行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中国教育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长期以来没有可能为开放大学提供所需要的足够发展空间,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开放大学的许多基本的和关键的问题因而始终难以解决。


第五,中国社会发展及教育需求变化,教育改革特别是教育体制改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趋势,还有广播电视大学自身长期以来蕴蓄的变革能量,都要求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而且为其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的启动为标志进入新的阶段,而其核心目标正是实现广播电视大学的战略转型。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说创办初期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中国开放大学1.0的话,以1986年和1999年为起始时间节点的两次转型,或可称为中国开放大学2.0和3.0,“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则标志中国开放大学可能进入4.0时代。


第六,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试点必然是个充满改革阵痛的过程,所涉及的那些较深层次问题在试点过程中更趋尖锐,包括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被有意搁置、掩盖或淡化的问题会越来越表面化,因而注定是场攻坚克难的持久战。而在全民终身学习的广大领域,无论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开放大学的优势及独特功能作用必将更加全面和充分地显现出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无疑将为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强大的动能。


我坚持这样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未来或许当从敬畏历史开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和考量,对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甚或割断历史,贬抑传承,恐怕是要不得的。


开放大学需解决基本和关键的问题

     

记者:如果从2010年《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印发算起,开放大学试点已有9年时间。请谈谈您对“办好开放大学”的理解。您如何看待9年来的试点?


严冰:我理解,“办好开放大学”显然不只是要在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开放大学或者更名为开放大学,而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在广播电视大学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基于开放大学的宗旨、定位、功能作用及其对于质量和特色的追求,实现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换个说法,即实现早就确定的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的发展目标。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对办好开放大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2020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及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现在已经是2019年年底了,按理说应该是进行总结和评估的时候了: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办好开放大学”的主要目标以及“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预期目标?


坦率地讲,这个时期广播电视大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还是开放教育由试点转为常规办学后的持续和扩展,总体上未见各方面所期待的突破性进展,就现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来看,恐怕各相关方面都难言满意。当然,“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首先是个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在实践中探索问题解决办法和路径,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和提供动力的过程。试点9年来,的确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但也碰到了越来越多的看来不太容易逾越的障碍。按照“办好开放大学”的主要目标以及试点的预期目标,更有许多基本的和关键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因其复杂性、敏感性,又总是难以形成共识,事实上已经成为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教育建设进程中难以突破的“瓶颈”。至于相关决策及举措能否经受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在下任何结论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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